年1月10日至12日，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年度田野考古交流會在臨淄工作站舉行。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已舉辦多年“田野考古工作匯報會”，此次為鼓勵大家暢所欲言、自由交流，特改成“田野考古交流會”，以座談的形式舉行，要求各位田野考古工作人員結合主持或參加的工作項目，除介紹各自工作的收獲外，重在梳理實際工作的思路、方法，總結經驗或不足，提出問題或建議，也可結合自己的有關研究興趣或最近的讀書心得，自擬題目，向大家進行介紹。
交流會掠影
董文斌介紹了年后李遺址發掘收獲。后李遺址位于淄博市臨淄區齊陵鎮后李官莊村，淄河由南向北經由遺址西南，西北距臨淄齊國故城約2.5公里。年至年曾對后李遺址進行首次發掘，并命名了后李文化。年11月至12月，為配合濟青高速改擴建工程，對后李遺址進行第二次大規模考古發掘，發掘面積㎡，目前發掘灰坑個，墓葬9座，窯址1座，灰溝2條，灶址2座，時代含括金、唐、漢代、東周、大汶口及后李文化時期。以東周時期遺跡為主，其次為后李文化時期，發現少量漢代及唐代時期遺跡，金代僅發現一座墓葬。本次發掘較重要的收獲是發現了明確屬于后李時期的地層及大量后李文化時期灰坑和4座墓葬。
后李遺址全景
后李文化墓葬
朱超匯報了章丘榆林遺址的新發現，以及章丘城子崖遺址A1-A5探溝的復掘情況。榆林遺址位于濟南市章丘區繡惠鎮榆林村南米處，西側緊臨繡江河。遺址內堆積豐富，普遍厚約1-2米，時代自早至晚分別為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早商、東周、唐、宋金、明清幾個階段。其中龍山、岳石、東周時期堆積最為豐富。遺跡可分為灰坑，房址、墓葬、灰溝、壕溝、夯土基槽幾類。根據發掘及勘探情況來看，已揭露的岳石文化壕溝為門道北側端頭局部，壕溝內壁局部及底部鋪砌石塊。首次開挖于岳石文化時期，早商時期仍可能在使用，至春秋時期棄用并逐漸填平。夯土基槽位于壕溝西側，其東側局部被壕溝打破，方向大致呈東南-西北向。經局部解剖可知，該基槽為分段夯筑而成。通過分析壕溝與夯土基槽的位置及相互關系，基本可以確定兩者并非同時使用。本次發掘雖只是揭露了該遺址的冰山一角，但夯土基槽及鋪石壕溝的重大發現為認識遺址內涵提供了重要線索。
榆林遺址全景
壕溝內鋪石
章丘城子崖遺址A1-A5探溝位于遺址北部凸舌形區域西北處，始發掘于年。本次工作在了解遺址西北區域地層堆積情況的基礎上對岳石文化晚期城墻結構特點及建造、使用情況有了一定了解。岳石文化晚期夯土城墻發現于A3探溝西端，于探溝內可見其城墻內側部分。從其結構分析，自下而上可分四小期，整體下寬上窄，大部為地面上部分，并于城墻底部發現版筑痕跡及側夯夯窩，首次于城墻內側發現排水溝痕跡。
城子崖遺址岳石文化城墻內壁
城墻版筑及夯窩痕跡
高明奎介紹了大汶口遺址年度的發掘成果，并重點講解了工作思路與想法。本年度共清理大汶口文化房址6座，大汶口文化灰坑10多座，龍山文化房基1座、灰坑40多座，清代灰坑10多座，尤以F10與F11的發現最為重要。F10呈圓角長方形，面積約27㎡，墻體建于基槽中，門道位于西側偏北，室內活動面經過燒烤處理，活動面以下為墊土層，活動面之上保留有大量坍塌的墻體和屋頂。F11為方形地面式建筑，面積約50㎡，墻體筑于基槽之內，還殘留有若干小段原始墻體，墻芯內部發現有小柱洞分布。室內活動面經烘烤燒結而成，活動面上擺放有陶器和石器。門道位于房址南側，灶緊貼西墻而建，由矮墻形成獨立的操作空間，平面略呈方形。他指出，在發掘過程中必須仔細辨認每塊堆積的范圍及相互關系，清理大范圍的堆積時，不同探方盡量保持同步進行；注意關鍵面或關鍵堆積的尋找與確認，如房基的承托面、房內外的活動面，以便更準確把握房基間的關系、房基內外堆積的聯系，對大范圍紅燒土堆積更要精細清理，另外還要加強網絡技術在田野考古中的應用。
大汶口遺址全景
房址內出土遺物
呂凱匯報了滕州北臺上遺址和齊故城10號建筑遺址的發掘情況。北臺上遺址位于滕州市羊莊鎮后臺村北，新薛河的東岸。遺址高出周圍地面約2米，屬于臺地遺址。年6-9月，為配合棗莊市莊里水庫施工建設，由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大學及鄭州大學聯合開展考古發掘。遺址的堆積年代涵蓋龍山、周代、漢代、宋元及明清時期。清理遺跡包括灰坑個、房址11座、墓葬21座、溝34條、灶2個及大型坑狀遺跡2處等。其中，龍山文化灰坑約座；房址8座，多為方形，僅余柱洞或基槽；墓葬4座，均未見隨葬品。東發掘區中部發現周代溝一條。宋元時期遺跡發現較多，西發掘區清理宋元時期壕溝一條，溝內發現石砌墻基，東發掘區內發現宋代道路兩條，局部保留明顯的車轍痕跡。出土遺物數量較多，主要有石鑿、石鏃、石斧、磨石、石錛、石鏟、石鐮、石磨棒、陶鼎、陶鬶、陶罐、陶杯、器蓋、紡輪、網墜、瓷碗、磚瓦等。通過本次發掘，為我們進行本地區龍山文化至宋元時期的聚落形態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對進一步了解薛河流域的史前及歷史時期人類活動有重要意義。
北臺上遺址發掘區全景
北臺上遺址出土器物
10號建筑遺址位于齊故城小城的東北部，年曾對其進行首次發掘，清理出幾處夯土臺基。年10月-年5月，對10號建筑遺址進行第二次發掘，本次發掘選取戰國夯土臺基向南伸出部分中間的隔斷、東南部及東北部拐角等處進行重點揭露，以期進一步了解臺基及其外圍地面形制以及建造方式等，并期望結合出土遺物推測建筑性質。發掘面積約平方米，發現并清理南部夯土臺基隔斷處鋪石地面1處、戰國至漢代溝3條、灰坑5個、水井2口，明確了戰國夯土臺基東南部、東北部外側堆積狀況，同時于臺基中部偏南位置發現并清理宋代墓葬30座。
10號宮殿發掘區全景
鋪石地面及夯土臺基
趙益超介紹了臨淄東古城村北遺址的發掘情況。東古城村北遺址位于臨淄區齊都鎮，南距齊故城北墻約米，與臨淄齊故城關系密切。為配合濟青高鐵建設，于年6月至9月對該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為便于考古發掘和管理，根據地理地形將遺址自東向西分為4個發掘區。1區位于東端，主要發現漢代制骨遺存、春秋墓葬及西周時期居住遺址；2區位于中部偏東，主要發現周、漢墓群；3區位于中部偏西，該區主要為戰國至漢代遺存，發現有灰坑、灰溝、墓葬等遺跡，綜合判斷可能為當時遺址邊緣的洼地；4區位于遺址西部，發現有周漢時期道路、墓葬、房址及灰坑等遺跡。經本次發掘，對于了解臨淄齊故城以北區域的文化內涵有很大幫助，應將其納入臨淄齊故城的文化景觀中加以整體考察和研究。
第1發掘區全景
第4發掘區墓葬
郝導華介紹了昌樂都北遺址的發掘情況。都北遺址位于濰坊市昌樂縣都北村東約米，遺址略呈橢圓形，東西長約米，南北寬約米，總面積約23萬平方米。所在區域地貌為丘陵，地勢略有起伏。為配合濰日高速公路濱海連接線工程建設，山東省所等單位組成考古隊對該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本次發掘共布設86個5×10㎡的探方，發掘面積超過4平方米。共清理灰坑個、墓葬66座、水井2眼，出土了一批陶、石、骨、蚌、角等重要文物。灰坑時代主要集中在春秋時期，墓葬可分為春秋、戰國、漢、魏晉、宋～明、清等幾個時期，其中東周墓葬為此次較重要的發現。該地在東周時期屬齊國，都北遺址的發掘對齊國東周時期考古學文化內涵、分期及腰坑流俗的演變等相關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都北遺址全景
都北遺址出土陶鷹形燈
王春云介紹了棗莊橫嶺埠遺址的發掘情況。橫嶺埠遺址位于山亭區橫嶺埠村北，面積約20萬平米，此次發掘為配合莊里水庫建設而進行。發現西周時期墓葬一座，土坑豎穴墓，有腰坑，陪葬品為陶簋、陶罐。清理春秋時期墓葬三座，均為土坑豎穴墓，其中M1為雙槨一棺，器物箱在槨南側，另兩座墓均為一棺，棺南側為器物箱，出土器物有陶鬲、陶簋、陶豆等。這三座春秋墓葬的性質可能與小邾國有關。另清理東漢墓葬26座，均為石槨墓，部分墓石有畫像，內容有鋪首銜環、十字穿璧等。出土器物有銅鏡、陶罐、陶樓、陶磨盤、鐵劍等。
橫嶺埠遺址春秋時期墓葬
漢墓群全景
王子孟介紹了臨淄粉莊墓地的發掘情況。粉莊墓地位于臨淄區齊都鎮粉莊村，平面略呈東西長，南北寬的長方形，面積約為20平方米。本次發掘共布設10×10米探方近個，總體揭露面積近00平方米，目前已清理墓葬余座，形制包括磚室墓、土坑墓、甕棺葬和磚槨墓，另外有灰坑56座、井49口、溝8條、路2條，出土陶、銅、骨、鐵、石等各類文物小件近余件。根據墓葬形制和隨葬品組合特點來看，絕大部分墓葬應屬東周，初步觀察以戰國早中期的墓葬為多，少數墓葬為隋唐和宋金時期。不同時代、不同類型墓葬清楚的分區、分群現象，個別墓葬的分組排列和明顯的打破關系，表明特定的墓區是合理規劃的家族塋地。
粉莊墓地發掘區全景
戰國時期墓葬
韓輝介紹了年魯故城北東門及北城墻考古新收獲。魯故城北東門位于曲阜市北部魯城街道盛國寺東北。對城門東部墻體剖面進行刮面，可分為5期：一期為春秋早期，二期為春秋中晚期，三期城墻推測為戰國早中期，為春秋時期城墻向外增筑擴建形成，四、五期城墻為戰國中晚期。城門豁口處發現宋、元、明、清路土，呈路溝狀，路面上見有數道車轍痕跡。城墻內側發現有相關春秋早期至漢代灰坑、墓葬。對北城墻的發掘選取在北東門東部米處，主要發現有春秋-戰國城墻、春秋至戰國晚期外城濠，戰國晚期內城濠，城墻頂部東西向排水道，及魯故城東北角居住址相關的灰坑、墓葬、窯址等。
北城墻剖面
城墻排水系統
趙國靖匯報了曲阜魯國故城望父臺墓地和周公廟村西夯土建筑基址勘探收獲。望父臺墓地位于曲阜市魯國故城西北部，是魯國最重要的貴族墓地。此次勘探區是望父臺墓地的一部分，勘探范圍約8萬平方米，共勘探周代至明清各期墓葬座，其中周代墓葬87座，以大、中型墓葬居多，另發現有馬坑3座、窯址3座、城墻1段、壕溝4條，通過此次勘探對該區域內周代墓葬分布排列規律形成初步了解，為魯國故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中的遺跡保護和展示提供資料。
曲阜周公廟村西夯土建筑基址位于魯國宮城的西南部，勘探發現春秋至唐宋時期夯土基址11處，典型灰坑15個，墓葬8座，井3個，窯1個，路3條，溝1條。主要遺跡為春秋和漢代的大型夯土基址，戰國時期墓葬以及唐代壕溝。該區域在周代活動以少量夯土建筑和墓葬為主，漢代營建多處夯土建筑并進行大規模土地平整。通過勘探對此區域的文化內涵和遺跡分布有了初步認識，證實與其東北部的宮城區聯系密切。
望父臺墓葬漆皮痕跡
周公廟西夯土建筑基址出土石壁
崔圣寬介紹了年定陶王陵M2的發掘情況，共發現墓道、墓道兩側夯土臺及柱洞、墓坑周邊版筑夯土臺基等重要遺跡。墓道為東向，長21米，南北兩側皆版筑墓壁，木板皆已撤除，并發現系拉夾板麻繩及堵擋木板的穿棍所遺留的清晰痕跡。墓道底部鋪墊有青磚，并有薄砂層，基本與木槨墓室下部二層臺深度一致。墓道南北兩側各有版筑夯土臺，形如闕臺，夯土臺內外兩側皆版筑，并隨深度增加逐層擴大，兩臺東部各有四個間距4米的方形柱坑。墓坑外圍有一大型版筑夯土臺，簡稱內臺，臺外圍貼護木板逐層向上縮小夯筑而成，在對該臺西南角進行逐層揭露時，發現大量車轍痕跡，車轍寬度約1.5米，另有少量牛蹄跡象。內臺之外又圍筑一周夯土臺，簡稱外臺。臺面斜坡近平，最高處與內臺外邊緣同高。外側斜坡下延，坡度較大，外坡邊不甚規則，邊緣皆斜向棍夯坡面。
版筑內臺西側車轍痕跡
版筑內臺西側成排夯窩
王龍匯報了棗莊前臺墓地的發掘情況。前臺墓地位于滕州市羊莊鎮前臺村東南近米處，地處山前臺地。為做好莊里水庫工程區的文物保護工作，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滕州市博物館對墓地大壩占壓區進行了勘探和發掘。考古工作共持續約六個月，發掘墓葬座，出土文物近千件。漢墓座，年代為西漢晚期至東漢中期。形制多為石槨墓，部分石室墓，少量側室墓和土坑墓。墓葬多東西向，極少南北向。部分墓葬帶畫像石，多集中于石室墓橫梁、墓室后擋板及前堂，少量位于石槨墓兩段擋板內側。畫像內容多鋪首銜環、穿璧、魚紋、樹木、幾何紋和人物等。出土器物以陶器為主，器形有罐、壺、鼎、盒、奩和灶等，另出有部分銅盆、銅鏡、銅帶鉤和鐵長刀等器物。另有明代中期墓葬21座，多石槨墓，少量石室墓。出土器物有瓷罐、瓷碟和銅錢等。該墓地墓葬形制多樣，結構具有特色，出土文物較多，為魯南地區漢墓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前臺墓地全景
黨浩介紹了淄博張冉墓地的發掘成果。張冉墓地位于淄博市張店區傅家鎮張冉村東米，孝婦河西岸，為河旁臺地遺址。年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遺址南北長米，東西寬米，面積約8萬平方米。為配合張店區馬南路工程建設，年7-10月對該墓地進行了發掘，共清理80座唐至清代的墓葬。唐代墓葬4座，分磚砌與石砌兩類，出土銅鏡、銅錢、瓷器、陶器等隨葬品。宋金元時期墓葬50余座，形制有長方形磚槨墓、帶墓道磚室墓和土洞墓三類。隨葬品有銅錢、瓷器等。瓷器多為磁州窯系。明代墓葬10余座，主要是帶墓道磚雕壁畫圓形穹隆頂墓，部分墓葬繪彩畫。隨葬品有瓷器、銅錢等。清代墓葬10余座，多為磚砌并列雙室墓，夫妻合葬，兩室之間聯通，頂有券頂和石板覆蓋兩類。隨葬品有銅鏡、銅錢、瓷器等。墓地時代延續時間較長，排列有序，應為各時代家族墓地。
墓地發掘區全景
墓葬磚雕壁畫
李寶軍介紹了東阿大秦寺院遺址工作收獲。大秦水庫位于東阿縣銅城街道大秦村，水庫在施工過程中發現地下埋藏文物，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東阿縣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進駐現場并組織發掘。在前期的工作中，初步探明水庫內存在一座寺院遺址和一個村落遺址。寺院遺址東西寬約米，南北長約90米，延續時間可能從北朝直到五代宋初，期間經過多次興廢，最后一次廢棄后被黃河淤沒。遺址內發現有北朝碑和石造像底座，石碑為功德碑或神道碑，以記載碑主生平為主，從碑文看碑主均擔任過濟州刺史一職。遺址內發現的唐代遺物主要有造像、御制讃文碑、燈幢底座、瓷片等。從目前布局來看，保存最為完整的西半部分應是后周的建筑，整體布局以中軸線為中心分布有山門、廂房、大殿等建筑，院落內可見成排樹樁，應為行道樹。中軸線上出土后周廣順元年的香幢，香幢僅存幢身和八角底座，幢身刻有碑文，碑文記載了廣順元年鄆州盧縣市戶李茂殷嚴訓等鐫造天齊大王行宮殿前石香爐一座永為供養事，后刻《大威德熾盛光真言》。大秦佛寺遺址是一處延續時間較長的寺院遺址，期間歷經興廢，北朝就已出現，大概在宋代廢棄。這也是目前我省所見歷時最長、規模最大的寺院遺址。遺址內出土的北朝碑刻、石造像在魯西地區屬于首次大規模發現，填補了該地區的佛教考古空白，對于研究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傳播、水文變遷、天齊信仰均具有重要意義。
北朝石碑
佛教造像
孫啟銳以《關于海岱地區新石器文化絕對年代的一點思考》為題演講。他指出目前海岱地區新石器文化已經建立起較為完整的文化序列，但其絕對年代存在三個問題，一是測年數據本身存在問題，二是用最新的高精度年輪校正曲線對原來測年數據進行校正，比原來的結果要早，三是新的測年數據普遍偏晚。以后李文化為例，因使用的半衰期不同會導致二者的測年結果相差約3%左右，而北辛文化上限測年的不確定值偏大，大汶口文化的66個測年數據中有29個被剔除，這便導致測年地域代表性不夠。隨著校正工具的發展，對目前的測年數據進行重新校正，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的絕對年代大約整體偏晚年左右，后李文化的年代大致不變，但其上限年代或可提前，而北辛文化的測年數據較少，還需要更多的工作來補充。
山東考古
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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