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我縣知名文史專家劉功富先生和肖端良先生，本文將發(fā)表于1月9日《新濟陽》報三版）
姜太公輔佐周王滅商之后，因首功被分封到山東北部，建立了齊國，定都營丘。而關于營丘的確切位置，文獻中缺乏明確記載，“亂花漸欲迷人眼”,故歷來爭論頗多。在長期的爭論中逐步形成營丘位置三說，一曰臨淄營丘說，一曰營陵營丘說，一曰高青營丘說。
長期以來關于營丘位置的三種說法
臨淄營丘說關于姜太公建都營丘的歷史，《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公元前年，姜太公佐周武王滅商興周，因首功封于齊國，建都營丘。”至于營丘的位置，北魏酈道元在《水經(jīng)注》中說：“淄水又北，經(jīng)其城東，城臨淄水，故曰臨淄……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賜之四履，都營丘為齊。”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山東省考古部門在臨淄區(qū)齊都鎮(zhèn)河崖頭村西約米處的韓信嶺一帶進行挖掘，發(fā)現(xiàn)文化層特別厚，有3—4米，往往有四五層堆積，每逢大雨過后，古幣、化石環(huán)等文物時有顯現(xiàn)。經(jīng)過進一步考證，早在齊獻公遷都前這里就已有舊城邑存在，后被獻公改擴建。進而得出結論，營丘即臨淄。
營陵營丘說東漢漢獻帝時期，曾作過營陵令的著名歷史民俗博物學家應劭在《漢書·地理志》營陵條下注曰：“營陵或曰營丘”“師尚父封于營丘，陵亦丘也”。認為營陵（今山東省昌樂境內(nèi)）即姜尚始受封之營丘。許多地理名家和專著提出，營丘故址應在今昌樂縣城東南五十里，接近膠東故萊國，故胡公避免威脅而遷都薄姑；獻公奪取政權之后，以薄姑為胡公的根據(jù)地，遂復東遷，不敢復都營丘，遂選擇位于淄水西岸的臨淄作為都城，以防御萊人的突然襲擊。營丘故城內(nèi)有姜太公墓等遺跡、文物。故認為營丘在今昌樂縣境內(nèi)。
高青營丘說年前后，通過對高青陳莊文化遺址進行挖掘，有關專家從銘文、祭壇、陳莊的地理環(huán)境等因素判定陳莊西周遺址為姜太公開國的都城營丘。認為“豐般作文祖甲齊公寶尊彝”這段銘文為封地樂官給第一代齊公姜尚制作的用來贊頌祭奠先人祖甲專用的禮器，而且“齊公”兩個字最早在山東出土的器物上出現(xiàn)；祭壇以及青銅簋上遺留的70字銘文與齊哀公祭天涉嫌僭越被烹有關，證明尚父享受部分超出王侯的禮儀在情理之中；陳莊往東從唐口、宋套、河東、河西、堤西里、付家堤口、姚套、堰頭等村名，都與濟水有關。《漢書·地理志》載：“太公以齊地負海寫（瀉）鹵，少五谷而人民寡”，于是便“通商工之業(yè)，便魚鹽之利”。鹽鹵之地，符合高青的土壤特征，魚鹽等大宗貨物的運輸，靠的是濟水便捷的航運。
三種觀點言之鑿鑿，但臨淄營丘，沒有西周早期的東西出土；營陵營丘，城址建得很晚，應該在戰(zhàn)國之后，不可能是建于西周早期的營丘；高青營丘，城址內(nèi)沒有發(fā)現(xiàn)宗廟（古代宗廟實為國家的標志）。三者共同缺少而最有力的證據(jù)是逄公墓及古城遺跡，而具有千年古韻的濟陽縣曲堤鎮(zhèn)不但有逄公墓，更有孔子在齊聆聽“韶樂”的聞韶臺（公元前年孔子到劉臺祭拜逄公，經(jīng)過曲堤，忽聽到天覆地載之遺聲的“韶樂”，而留下“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矣”的佳話。濟陽古八景之“韶臺遠眺”源于此）。
四個方面的有力證據(jù)證明曲堤古鎮(zhèn)
就是齊國早期的都城營丘
一、從建置沿革上來看，曲堤與營丘一脈相承
“周成王四年，姜太公星夜從山西太岳山區(qū)的呂國趕往東夷齊國，《左傳》因之曰：昔爽鳩氏居此地，季荝氏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此地乃營丘。”《濟陽縣志》（清·乾隆“輿地志·沿革篇”）載：“曲堤少昊時為少昊氏的司寇爽鳩氏之地，虞夏時為季荝地，虞舜至夏朝時，為部落酋長季荝氏之地，商初為逄伯陵方國之地；商末為古國蒲姑之地。20世紀80年代初從曲堤鎮(zhèn)劉臺西周墓中出土的銅器上，多鑄有“洚（逄）字，可作為商初縣境為逄伯陵之地的佐證。”
再來探究一下“丘”的本義。《周禮?大司徒》云“土高曰丘”。《說文》云：“丘，土之高者也，非人所為也。”“丘”古文為“叢”，似人群居于地上之形。所以《山海經(jīng)》把古代部族所居之處稱為“丘”，如“陶唐之丘”“昆吾之丘”“神民之丘”等。《離騷》云：“哀高丘之無女。”《漢書?地理志》注古“十二州”時云：“洪水汛大，各就高陸，人之所居，凡十二處。”蓋古代雨水豐，地氣濕，人須擇高處居住，故《周禮?小司徒》云：“四邑為丘，方四里。”所以，“丘”的本義是指古代人群居住的自然形成的高地。據(jù)記載，營丘是建在一高丘之上，而曲堤正是建在一個兩平方公里的高丘之上。西臨牛王、石門沙丘，南鄰沙李大鱉蓋和后辛沙丘，東臨楊家冢高地，北鄰劉臺高崗，地形與營丘相似。且有梨丘、麥丘、章丘與營丘（曲堤）形成“一丘之貉”之勢。
二、從文物考古方面來看，曲堤有豐富的歷史文化作為事實依據(jù)
曲堤東北門（鳴珂門）向北有一條大道，走三里許就是劉臺村，村西有一大土臺，高3米，占地面積00多平方米，年被省考古人員發(fā)現(xiàn)。年、年和年，考古工作者發(fā)掘了墓地中的六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貴的器物，如陶瓷器、青銅器、玉器、骨器等，其中尤以6號墓出土器物為最豐富，組合為6鼎5簋，符合諸侯墓級別。墓中出土了大量青銅器、玉器、陶瓷器、骨器等重要文物，其中玉器出土數(shù)量頗多，達百余件，有玉戈、玉魚、玉琮、玉鳥、玉蠶等；同時，首次在山東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商周時代的絲織品。出土的青銅器銘文多為“夆”或與之有關的銘文（古代“夆”與“逄”通假，即“夆”就是“逄”），如“夆彝”等。根據(jù)《山東古國考》、民國續(xù)修《濟陽縣志》，《國語·周語》等書記載，逄公是周文王的父親季歷的表叔或表伯，被封為三等爵位“伯”居于曲堤，他及族人死后都葬在曲堤北劉臺那塊高地上。可知該墓地就是逄公墓地，換言之，這里就是逄氏諸侯墓地。年，此地被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出土的卜骨理應是逄氏家族的先人們占卜之后遺留下來的，在商周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如此，劉臺村附近出現(xiàn)我國第一個進行占卜的卜姓也就順理成章了。臨淄、昌樂、高青等地，至今沒有發(fā)現(xiàn)逄伯陵，顯然，營丘在齊國的西界今曲堤才對。
迤邐千年的古老建筑更是曲堤是營丘的有力說明。
史書載：秦滅齊置著縣，曲堤是著縣縣城。其實，在秦之前，曲堤就是一座古城，是周時齊的近鄰。夏初已建國。這座古城到了民國末年原貌還清晰可見。四周有高大城墻，有東、西、南、北四方城門，還有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四稍門，形成八卦式建筑格局，應該與姜太公的鬼神八卦有直接聯(lián)系。在南門里和北門里各有一座高臺洞式閣樓，洞長25米，寬20米，高13米，有一半圓形的磚砌大門洞南北穿臺而過，閣樓上有一座背北朝南的三間老式瓦房，房內(nèi)塑有圖騰的雞嘴鹠神像，四周有花孔圍墻相連，閣樓圓孔之上有株千年松柏，有一粗根生出洞外，樹根底下可通車，成為一大奇觀。城有內(nèi)城和外城，內(nèi)城有四稍門，夜間關閉，任何人不得出入。城北門外有座烽火臺，高十多米。這足以證明曲堤當時是一個小國都城。
城內(nèi)古寺廟有20余座，主要有廊坊廟、彌勒寺、禪塔、月牙橋、山西釗子廟（也叫太公廟）、尼姑庵（2座）、聞韶臺、聞韶書院、皇姑寺、三星廟、二郎廟、關帝廟（3座）、無梁大殿、黑風口、劉家家廟等。僅就能佐證營丘在曲堤的幾個古跡介紹一下。
廊廟在曲堤南街路東，當?shù)亟欣确粡R。《辭海》解釋為：是很早君主議事的地方。曲堤必定是做過小國國都，住過君主。
太公廟在南街西南角，是一座兩進大院的古廟，很早以前叫做太公廟。后院有北房七間，前院有北房七間（中間帶有過道門），兩院都有東西廂房，大門朝南，帶有門衛(wèi)房兩間。姜太公從山西帶兵趕往營丘，一開始先駐扎在這里。據(jù)曲堤九十多歲的劉崇明老人說，民國二十三年（年），縣長楊廣衡帶兵到處把神像拉倒，緝拿吸毒者。因此太公廟的神像都被拉到，后來做了區(qū)公所。當時后院明柱的對聯(lián)尚存，“太公在此，諸神退位”。這與營丘之地必有太公廟不謀而合。
皇姑寺在北門東靠城墻處，有一寺叫皇姑寺。寺里房屋早就倒塌，木料全無，只有幾處斷壁殘垣。沒有君主哪來皇姑。所以曲堤必是有國有君之地。
禪塔在曲堤東街西南角，年時還在。據(jù)明末清初的經(jīng)學大儒張爾岐考證，禪塔是隋朝以前的建筑。此塔與四門塔、靈巖寺的支辟塔、蘇州的虎丘塔極不相同，建在一方半畝水塘之中，塔的中間有眼大井，四個角上各有一眼小井。如史書記載的天齊淵一樣，五泉并出，有噴珠吐玉之象，塔高數(shù)丈，塔尖有一仙燈，故稱之為“禪塔晚燈”（濟陽古八景之一）。
釣魚臺明成化《濟陽縣志》“輿地志”記載：“治東北三十里，漯水（黃河下游一支流）之右，建有一臺，相傳為姜太公釣魚處。”曲堤有關文史資料也有記載：“漯河故道之陽，有一處高約三尺、闊幾十丈的土丘，這就是文獻中記載的姜太公釣魚臺。明以前曾立有石碑，碑文說：臺故有亭，肖太公像其中，一竿一笠，怡然自得之狀耳。”考諸各種文獻碑記，姜太公釣魚臺在全國有多處，最著名的當屬陜西省磻溪河畔的姜太公釣魚臺，位于寶雞市陳倉區(qū)天王鎮(zhèn)境內(nèi)，南依秦嶺，北望渭水，總面積約平方公里。除此之外，還有咸陽、新安、歷城、吳橋、南皮以及靜海縣的子牙村、釣臺村等處。總覽這些釣魚臺的位置，基本都分布在商周時諸侯較集中黃河故道兩側，并形成了一條東起靜海，西至磻溪，蜿蜒千余公里的弧線。這和《史記·太公世家》所載的“（姜太公）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歸周西伯”呼應。綜合諸多說法，其實可以這樣認為，各地的釣魚臺只有后先之分，而無真假之別，正如各地為紀念孔子聆聽韶樂修建的的聞韶臺。而曲堤的聞韶臺，歷史最為悠久，文化積淀最為深厚，被譽為“千年圣跡”。
三、從地名、姓氏延續(xù)的角度來看，古都和人雖已遷居他處，但其影響深深扎根于曲堤地域文化的沃土之中
姜太公后裔衍生出的姓氏頗多，令人驚奇的是，曲堤域內(nèi)的地名、姓氏尤為集中。姜姓，域內(nèi)有姜集村、前姜后姜村。呂姓，域內(nèi)有呂家村。解姓，域內(nèi)有王義寨村。邱姓出于姜，至周朝有太公望，封于營丘以邑為氏，望出吳興，此姓之所由來也，迨清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歲御史陳黃永具秦丘姓有犯圣諱。應宜請更緣由，旨下該禮部議時未果行雍正三年乙已仲夏月望后四日，禮部楊爾德條奏前議，奉旨依議遂加“阝”旁，通令全國尊照。域內(nèi)李旺家村的邱姓居多。齊姓，起源營丘，域內(nèi)呂家村齊姓居多原溫店村北的齊家村遷至。駱姓，域內(nèi)鄭駱村。國姓，域內(nèi)劉臺村北有國家村（年9月劃入商河縣）。
崔姓，《元和姓纂》及《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姜姓，齊太公生子丁公佶，佶生嫡子叔乙，讓國，食采于崔，遂為崔氏。”也就是說，呂尚的兒子丁公佶，是齊國的第二代國君，他的嫡子叫季子，本來應該繼承君位，但卻讓位給弟弟叔乙，而自己則住到食采地崔邑，后來以邑為氏，就是崔氏。由此可知，崔姓中國人是出自齊太公姜子牙的直系后代，他們是上古時期炎帝神農(nóng)氏的子孫。當初崔氏始祖所居以得姓的崔邑，根據(jù)多方資料考證，就是濟陽城南的土城村（由于河水漫溢等原因，此村已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遷到城內(nèi)原二百貨附近。也有說崔邑即現(xiàn)在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qū)西北的土城村。）《左傳》上所記載的“襄二十七年，崔城請老于崔”,指的正是這個地方，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很有淵源的古老地區(qū)。
焦姓出自姜姓，祖宗神農(nóng)。《通志·氏族略》記載：“周武王封神農(nóng)之后于焦，今陜州東北百步焦城是也。古傳曰：虞、焦、滑，皆姬姓也，為晉所滅，子孫以國為氏。”《華陽國志》記載：“南中夷四姓有焦氏，另為一派。”焦氏的得姓早在周朝之時，迄今已有多年的歷史，是華夏古老姓氏之一。域內(nèi)李旺村焦姓頗多。谷姓出自姜姓，《百家姓考略》記載：“齊公子齊尾孫，封于夾谷，后姓谷氏。漢有谷永，又有谷那，復姓也。”曲堤東南不到二十余里的谷家村谷姓甚多。
集中的姜姓后裔村莊，密集的姜姓后裔姓氏，令臨淄、昌樂、高青等地難以望其項背。
四、神話是真實的歷史，優(yōu)美的神話傳說是曲堤古鎮(zhèn)為營丘古城的有力佐證
姜太公善于以物寓名提到曲堤，當?shù)鼐晚樋谡f出“黑風口、月牙橋、無梁大殿”的口頭禪，至今還流傳不衰。據(jù)推理，這三個古跡實際上是組成了一個大篆“尚”字。下面是黑風口，上面是月牙橋，再上是無梁大殿。姜尚的“尚”，呂尚的“尚”，尚父的“尚”。
神牛引路相傳姜太公率兵從山西日夜兼程趕往齊國的營丘，夜間因大霧彌漫迷了路。彷徨之間，前面忽然傳來牛鳴及噠噠的牛蹄聲。姜太公喜不自勝，領兵緊跟其后，走出霧區(qū)，到達營丘，神牛便消失的無影無蹤了。天亮后太公問附近的人，營丘西不遠處果有牛王村。神話一直流傳，正應了姜太公到營丘乃是神牛引路的記載。
史料記載，姜太公被分封到齊國原因，其一，姜氏與周有眷姻關系，其二說：“齊國近鄰有姜姓逄伯陵（姜、逄同姓）。早在夏初已立國，當時有遺民留居原地，所以分封姜逄的同族姜太公到齊國……”曲堤位于齊國的西界，又有逄伯陵在此，曲堤鎮(zhèn)境內(nèi)現(xiàn)在還有姜集村和前后姜村，更有呂家村（姜尚也叫呂尚），三個村子都與逄伯陵很近，距曲堤只有三里許，以上很能證明營丘位置所在。再者說，姜太公向來老謀深算，初到齊國，兩眼一抹黑，加上孤軍奮戰(zhàn)，他是不會一口氣進入東夷的腹地臨淄，必須步步為營，理應先落腳齊國近鄰營丘（曲堤），然后逐漸東進薄姑（博興），最后建都臨淄，這樣才會合情合理。(劉功富肖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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