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煦只身出城后，立即被城外的官軍捆綁了押到朱瞻基軍帳前，朱瞻基當即命扈從的御史于謙朗聲宣讀其罪狀。這個于謙就是后來在明英宗“奪門之變”后被殺的那位兵部尚書、寫過《石灰吟》的著名忠臣。
據《明史·于謙傳》記載，當時他“正詞嶄嶄，聲色震厲”使朱高煦“伏地戰栗”（怕是被氣得，而未必是被嚇得），而朱瞻基身邊的文武群臣也紛紛“列奏其罪，請正典刑”，要求皇帝“大義滅親”。據記載，這時跪在地上的朱高煦自己也說“臣罪萬死，惟生殺在皇上”。
然而，或許朱瞻基認為就這樣直接殺了只身受縛的親叔父，未免不太合適，最終以“彼固不義，祖訓于待親藩自有成法”而回絕了群臣的鼓噪。朱瞻基一面讓人將群臣告發朱高煦謀反的劾章給其看，一面令其寫信，召諸子同歸京師（這也說明朱高煦的兒子們當時并未集中于樂安，朝廷先前所掌握的朱高煦“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違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烜后軍。諸子瞻垐、瞻域、瞻埣、瞻墿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純屬虛妄之辭）。并遣其所親信內侍回到漢王府，慰安宮眷。同時派錦衣衛逮捕了被指認為“同謀”的王斌、王彧、韋達、朱恒、錢巽等數十人。
或許是要在樂安等待將朱高煦已分封為濟陽、臨淄、昌樂、淄川、齊東等地郡王的兒子們一一抓來，朱瞻基及所率親征大軍又在這里停留了三天。在這三天里，一是安排陽武侯薛祿、兵部尚書張本及御史給事中等安撫軍民，收繳民間兵器。二是于八月二十二日，下令改樂安州為武定州。三是在八月二十三日，以勝利平定了朱高煦的“反叛”，分派官員敕諭在北京居守的皇弟鄭王瞻埈、襄王瞻墡代為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并分別奏報皇太后、告諭北京文武群臣，同時派員專程送信給自己的另一位叔叔趙王朱高燧，詳細通報了自己討伐朱高煦的原委及過程，并說明了自己對朱高煦“以親親之故，不忍棄絕。令同宮眷居于北京，以全始終之恩”的處置方式。
同日，下詔讓各處動員之兵不必再前進，同時停止了為這次親征提供保障的糧餉運輸，派禮部官員先期出發告拜班師歸程所過山川。八月二十四日，在命陽武侯薛祿、尚書張本仍留武定州安撫軍民，并設置武定守御千戶所，調德州衛前所官軍充實其兵員，強化了對樂安一帶的守備之后，朱瞻基的征討大軍取道相對來程偏西的樂陵、東光方向，讓太監“護送”著朱高煦父子和全部家眷，讓錦衣衛官“械系”著所逮捕的所有“同逆者”緊隨其后，一路浩浩蕩蕩踏上了班師歸程。
當朱瞻基率領這支“勝利之師”離開樂安不遠，未到樂陵黃家店時，久日不雨的天空竟然下起了滂沱大雨，迫使他不得不在這里停留兩日。后又在獻縣單橋為是否轉向彰德削除趙王斟酌兩天。九月初六，車駕回到北京，朱瞻基就馬上親自祭告天地、宗廟，擺筵向社稷行謁謝禮。當他出御奉天門視朝時，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再次劾奏朱高煦“謀危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國典，以為亂臣賊子之戒”。朱瞻基仍以“國家待宗藩具有祖訓，朕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國典，以為亂臣賊子之戒”。朱瞻基仍以“國家待宗藩具有祖訓，朕不敢違”為辭，下令工部專門在西安門內建造一館室，用以囚禁朱高煦父子妻女。但當群臣復奏“叛逆之人不分首從，皆得處極刑”時，他就下令要從王斌、韋達、朱恒等人審訊出朱高煦謀反實情，依法處置。
僅僅過了三天，九月初九，就將作為朱高煦“逆黨”的青州中護衛指揮王斌、樂安知州朱恒、樂安千戶所千戶盛堅，漢王府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群牧所百戶井盛等六十余人一并處決，只有漢王府長史李默以曾經“諫諍”而免死，被判流放口外。翌日，九月初十，又處決了同樣被指為朱高煦“逆黨”的山東都指揮使靳榮及其兒子靳義等。此后，因被卷入此案被殺的還有天津衛鎮守都督僉事孫勝、青州左衛指揮史誠、河間衛鎮撫溫英、德州衛指揮鄭興、鎮撫劉志等六百四十余人。連在錦衣衛大獄中被拷問至死的山西都指揮張杰、楊云也被“戮其尸”。其他因“知而故縱與藏匿叛人”被免死罪發配至邊軍者一千五百余人，被流放至邊境為民者七百二十七人。
在處決靳榮等人的第二天，朱瞻基對隨其親征的人員按官階大發賞錢：公三千貫、侯二千五百貫、伯二千貫；都督一千貫、都指揮五百貫、指揮四百貫、千戶鎮撫三百貫、百戶所鎮撫二百貫、總小旗將軍一百五十貫、軍士校尉力士各一百貫。文職官六品以上如武職例，七品八品一百五十貫，九品以下一百貫。廚役五十貫。病故溺死官軍加半倍給其家人。接著又在九月十二“賜隨征樂安州還京文武官太師英國公張輔等六千八百五十人宴于奉天門。加賜扈從文武官軍旗校人等彩幣絹布：公，彩幣六表里；侯、伯五表里；都督、尚書四表里；都指揮及文職三品、四品一表里；指揮，絹二；文職五品以下及千百戶、鎮撫將軍、力士校尉旗軍絹一；廚役綿布各一”。九月二十一，又命法司及錦衣衛，將所緝捕的樂安州“同逆”親屬分賞給功臣及三品以上的文臣家中做奴婢。（由此我們可以想見，在封建社會“謀反”的后果有多么嚴重！）
在此期間，九月十九日，朱瞻基還將原來在樂安附近的軍隊進行了調防，將青州中護衛（其指揮王斌被認定為朱高煦的主要黨羽）分拆到遼東各衛，將原樂安千戶所調去了甘肅。
在如此忙碌之余，朱瞻基還殫精竭慮地親自寫了一篇《東征記》（按：從北京至山東樂安本為向南而來，不知這位皇帝是否一直掉向），詳細記述了朱高煦的種種罪孽和朝廷“不得已發兵”的原委，于九月二十二日讓群臣傳閱。
朱瞻基做了這么多，究其根本，應該是不讓人們對他勞師動眾進行的這次親征有任何質疑，同時也是進一步坐實朱高煦的反叛罪名，以證明自己的正確性。如此，罪名定了，同逆也殺了，就容不得朱高煦再做任何辯解，也不會給他任何解釋的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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