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琿
山東省濱州市惠民縣魏集鎮有個魏氏莊園，是一組獨具特色的城堡式民居建筑群，為北方民居建筑的杰出代表。魏氏家族所能考到的先祖為河北棗強人魏自顯，明洪武年間遷徙至山東棣州永安鎮（今惠民縣魏集村），后代逐漸發跡，十世時達到家族鼎盛。據說，魏氏家族五世前一直務農為本。至長支五世時，多人出仕為官。至十一世，除許多人是邑庠生、郡庠生外，24人是太學生，20多人有官職，五品以上的13人，最高從二品階。
在山東省北部，類似魏氏家族這樣傳說祖先來自棗強縣的很多。當地不少居民世代相傳：“要問老家在哪邊，直隸省的棗強縣。”近年來，山東到棗強尋根問祖人士絡繹不絕，為給后裔尋親提供服務，增進與山東各地的交流，棗強縣于年成立了移民文化研究會。目前，研究會接待山東等地尋根問祖人員數千次，成功對接了部分姓氏宗族。
棗強移民山東的主要區域和規模
有人根據民間傳說估算，明朝洪武、永樂年間由直隸真定府棗強縣移民山東多達35萬人，涉及全省88個縣。分布較密集的是濟南市歷城區、章丘區、萊蕪區、商河縣、高青縣、墾利縣、利津縣、廣饒縣、博興縣、沾化縣、鄒平市、惠民縣、壽光市等地，即明朝濟南府、青州府的北部地區。
據學者研究統計，現在的濱州市是棗強移民聚居較多的地區。惠民縣有個自然村落，其中棗強移民村落多達個，占比84.21%；濱州市濱城區有個自然村落，其中棗強移民村落個，占比65.92%；博興縣有自然村落個，其中棗強移民村落個，占比61.54%；陽信縣共有個自然村落，其中武邑、棗強一帶移民建置的村落有個，占比49.6%。當時，官府分給每戶移民15畝地種糧食，另外給2畝蔬菜地，免3年租稅，如果有能力耕種，并不受畝數限制，官府鼓勵多開墾荒地，誰耕種就歸誰所有。另外，官府還酌量供給耕牛、農具、種子等生產必備物品。濱州市濱城區單寺鄉西石家，是洪武二年，石原明、石奉西從棗強大石家遷此立村；杜店鎮張肖堂，《張氏家譜》載“明宣德二年，張肖堂自北直隸棗強縣城東輝家莊，遷居鳳凰城南安平鎮東”，以名立村。
濟南市章丘區有自然村落個，其中棗強移民村落個，占比36.52%。章丘《李氏家譜》載：“明洪武二年，李佗、李倫兄弟由棗強師友堂莊遷來”；《董氏祖譜》載：“明朝洪武二年，董姓從直隸棗強王善友村遷來定居”；《劉氏家譜》載：“明洪武二年劉氏由直隸棗強劉家屯豆腐巷遷此建村”。
商河縣沙河鎮、龍桑寺鎮、賈莊鎮、許商街道辦事處的多本崔氏家譜記載，他們的祖先來自河北武邑、棗強一帶。
《青州市志》載，在青州市境內個自然村中，由棗強縣遷民立村的有個，由洪洞縣遷民立村的近個，占全市村莊總數的62%。《臨淄區志》載，臨淄區現有多個村莊中，明代立村的達個，占72%。
在齊河縣，至少有75個村自稱元末明初來自棗強。同一時期，來自山西的建村莊更多達個。
《平原縣志》記載：全縣個村中，個建于明代。移民來自哪里，縣志沒有具體交代。
現在的鄒平市，管轄著過去鄒平縣、長山縣、齊東縣的部分區域，《鄒平縣志》記載：明洪武至永樂年間，山西洪洞縣和河北棗強縣一帶大量移民遷入。
年版《壽光縣志》記載，今全縣個自然村，山西洪洞移民立村個，河北棗強移民立村88個，河南、江蘇、湖北、四川等省移民立村97個，移民村占比37.07%。嘉靖《青州府志》記載，洪武二十四年（年）至嘉靖三十一年（年）的年時間，壽光縣人口增加人，達到人。這在當時，是相當快的人口增幅，可能真的跟移民有很大關系。
棗強移民是山西移民的再遷徙？
明代是我國歷史上移民數量最多、范圍最廣的朝代，移民主要包括三大類：洪武、永樂年間官府移民，各地的自由流民，衛所軍屯的軍事移民。根據《明史》《明實錄》等史書記載，明初洪武年間先后從山西移民10次，永樂年間移民8次。
據《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三記載，在洪武二十一年（年）八月戶部郎中劉九皋的建議：“山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目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閑之地，開種田畝，如此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朱元璋采納了劉九皋的這一建議，很快作出決定：“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眾，宜如其言。”明廷立即著手對山西平民實施了向外移民行動。于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閑曠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永樂三年五月，山西潞州徙民四百戶到真定。明永樂十四年（年），“遷山西諸戶實真定藁城”。永樂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陽、大同、蔚州、廣靈等府州民眾上言：“本處地磽且窄，歲屢不登，衣食不給，乞分丁于北京、廣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宮等縣寬閑之處占籍為民，撥田耕種，依例輸稅，庶不失所。”這些移民六批明確記載遷入河北冀州、棗強、盧龍、山海關、真定府、晉州、藁城、廣平、清河、南宮等地。上述記載，說明真定府及周邊地區有很多明朝洪武、永樂年間的外地移民，山西人居多。
明朝，棗強屬北直隸（京師）真定府冀州。當時，棗強的人口是什么規模呢？《棗強縣志》（年版）記載：“明洪武二十四年（年）本縣居民人。至建文年間，一說因為兵亂，許多人被害或逃亡他處；一說因為大瘟疫流行，不少人死亡，致使大多村落絕了炊煙。永樂初年，從山西移來大批居民，從山東也移來一些，這方土地才重現生機。至萬歷四十四年（年）已有5萬余人。"這期間多年里，棗強人口一直穩定增長，沒有出現大幅度人口減少，說明當地沒有較多的人口輸出。假如移民即便是來自周邊地區，那周邊地區的史志和有關家譜資料也應該有所載記。《冀縣志》（年版）記載：“及至金元，復迭造兵燹，土曠人稀，劇于他郡。據舊志載，冀境人民遷徙喪亡，二百余年戶口無大增。到明永樂十二年（年），當地人口64人。永樂年間，曾兩次大規模由山西等外地移民來冀州。一次是永樂七年（）年六月，徙青州諸郡的無產業者八百余戶于冀州；另一次是永樂十五年（年）由山西平陽、大同等地，把丁多地少和無地農戶遷之冀州。”有趣的是，地方志還記載：北魏拓跋珪曾幾次遷徙冀州居民到代州等地，代州就是大同。說不定，北魏遷走的冀州居民到明初又遷回了祖地。
有研究者分析判斷，魯北人所稱的“棗強移民”似乎主要來自山西，當初他們走至棗強后在此停留一段時間。移民到達遷徙地后，隨著時間變遷，世代更替，后人誤以為祖先由棗強遷徙而來。但是，有的家族則明確是洪洞至棗強，如墾利縣耿家鎮耿家村耿氏，記述其先祖耿事修于洪武二年（年）自洪洞遷棗強，同年再遷墾利。
葛劍雄、吳松弟、曹樹基《移民史》認為，在以前的研究中，我們幾乎沒有注意到正定府在洪武初年的人口問題。因此，對于真定府有如此眾多的人口外徙感到迷惑不解。甚至以為所謂的棗強移民，大多數可能是來自山西的移民的再遷徙。直到在最近的研究中，我們對乾隆正定府志中記載的洪武時期人口數產生懷疑，進而查到嘉靖本《真定府志》，才知乾隆本記載的戶口數是錯誤的。據三位作者考證，洪武初年真定府人口眾多，達70萬左右。每縣平均人口達到2.2萬人以上，在河北地區實不多見。在真定府東部的各縣中，以棗強的人口最少，不足，近鄰的南宮、武邑兩縣人口各達4萬。似乎在洪武初年棗強人口已開始外移，這樣倒與山東方面的記載相吻合，否則很難理解何以棗強縣會成為這一區域中一個人口低谷區。
筆者查閱明嘉靖《南宮縣志》，在“甲里”一節中記述：“洪武初所置皆元末土著遺黎，亦有鄰邑之人避亂徙居于此者。永樂初，四方之民流寓于此遂家焉。”這說明，洪武和永樂時期，南宮縣境況較好，有外地流民遷徙至此。是否，也為往外移民創造了條件？
官方并未組織棗強移民，魯北棗強移民何來？
棗強移民山東似乎不見于明代官方史籍，嘉靖《真定府志》《青州府志》均無棗強移民山東的記述。關于棗強人明初移民山東的最早記載，見于康熙《陽信縣志》卷三：“洪武十三年，紅軍為祟，十村九墟，遷直隸、東三府民以實陽信。”這一記載后被收入《古今圖書集成—廣輿匯編—職方典》卷“濟南府部”下，原文之“遷直隸、東三府民以實陽信“被改為”遷直隸及青州、登州、萊州三府民以實其邑”，并被曹樹基、李靖莉等引用。但康熙《陽信縣志》成書時，距明初已經余年，現存史籍中也沒有找到洪武十三年前后陽信或濟南地區曾發生白蓮教眾余部起義的記載，所以它只能作為孤證存疑。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山東方志中，開始大量出現棗強移民的記載，距離洪武初年已經過去年。時代越久遠，真相越難追尋。
家譜的記載可靠嗎？有人說：“莫道淵源無考證，私家記述最為真。”明末清初史學家黃宗羲則說：“天下之書，最不可信者有二，郡縣之志也，氏族之譜也。”清代史學家錢大昕說：“宋元之后，私家之譜大登于朝，于是支離附會，紛紜踳跤，私造官階，倒置年代，遙遠華胄，徒為有識者噴飯之助矣。”
張基地先生是濱州歷史文化研究會研究員，曾任職于博興縣政協，從事文史工作，主編《博興文史資料》第4至8輯，參與編纂《博興縣志（—）》，任副主編。他認為：從嘉靖以后，由于移民人戶的減少，許多州縣的移民里甲陸續歸并。其中，歸并最多的即為北直隸。本來移入人口最多的北直隸為什么后來移民急劇減少，其中的原因值得深究。北直隸人口的驟減與濱州存在著大批棗強移民不無聯系。明初的北直隸，由于移民潮的涌入，人口急增。盡管政府規定按“驗其丁力，計畝給之”的原則授田，但具體操作起來，各地的情況卻參差不齊，北直隸的移民授田明顯不足。移民在入遷的初始幾年，可不同程度地享受免除賦役的優待。但減免期過后，就要照例負擔稅糧和徭役。北直隸的稅糧較重，稅糧的多少因無統一的稅則，各地不一樣，多的每畝5升，少的只有3升，甚至更少，不僅如此，北直隸移民耕墾的土地還大多是當地居民不屑耕種的貧瘠之地，移民在完納稅糧和額外加交的運費、耗米外，所剩無幾。移民境況凄慘，難以糊口。而明朝廷又規定，移民不準逃歸故里，凡逃回原籍者，官方要查究搜捕，親鄰里老如知情不報，亦需同樣捉拿問罪。因此，不滿現狀的外來移民只好尋求新的入遷地。遷往棗強的外來移民也選擇了濱州作為轉遷地。據調查分析，凡今濱州的明中后期由棗強移民建立的村莊，多屬自愿轉遷而來。因當時匯聚于河北的移民籍屬極其復雜，因此，這一部分棗強移民的原籍難以推定。
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張金奎經研究后認為：在山東有很多人自稱其祖先是來自河北棗強縣的移民，且遷徙時間集中于洪武、永樂年間。金、元之際，確有大批河北冀州一帶的百姓因為躲避水患和戰亂東遷到山東，但明朝初年，冀州一帶是移民重點遷入地區，山東人向河北遷徙才是主流。明朝中后期，因為生存環境的惡化，冀州一帶百姓大量東遷。后來，為穩定國家稅賦來源，明朝政府不遺余力地爭取流民還鄉。如明英宗正統五年，“直隸真定府所屬冀州等二十二州縣并山西太原府所屬代州等九十四州縣招撫逃民復業，共三萬六千六百四十余戶”。英宗時規定：“凡逃戶離鄉年久、產業已成，不愿回還者，許就所在官司報籍，三年一體當差。”(《明英宗實錄》卷89)但并不是所有流民都有意愿還鄉，為避免被政府強制遣返，他們不約而同地宣稱是明初移民的后裔。這一權宜之計，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冀州一帶經濟、社會形勢的變化，通過口耳相傳，逐漸固化為他們是明初移民山東的棗強人的說法，并隨著清朝中葉出現的編撰譜牒之風，進入家史，凝固為共同的歷史記憶。
筆者查閱《真定府志》，從中找到的資料似乎能佐證張金奎先生的觀點。明成化、弘治、正德年間，真定府洪災、旱災、瘟疫時有發生，可能導致饑民、流民東遷山東北部。成化十八年（年）是一個大水災年，海河、衛河、漳河、滹沱河等河流同時暴漲，海河流域有20余縣受災，衡水、冀州、武強等六七個縣被洪水淹沒。弘治六年冀州洪水，第二年三月出現大疫，死者無算。弘治八年春，真定府出現嚴重饑荒，糧價大漲，“斗米百錢”，深州、欒城等地很多人餓死。正德二年正月，冀州大雪凍死人畜。正德三年，武強發生地震。正德五年五月，衡水縣地震、大旱，七月發生了水災。正德六年，武強蝗災；正德七年六月，冀州、武強蝗災。正德八年六月，深州、寧晉大旱、蝗災，“饑民相食”。正德十二年六月，衡水大旱。正德二十四年（年）五月，武強、衡水、武邑、高邑等縣大旱，饑荒來臨以后，“鬻男賣女，父子不顧。十室九空，老幼悲號。”很多人為了活命，遷徙他鄉。
移民在路途上的生活，明人李松寫的《流民嘆》有生動的描述：“側側背鄉井，遲遲行道側。”
山東是明初人口第一大省，也是重要的移民輸出地
魯北人說祖先來自棗強，棗強人說他們祖先來自山東。棗強縣作家馬金江先生調查統計：棗強個行政村（個自然村）中，由山西遷來的有個，約占行政總村數的52%；由山東遷來的有49個，約占行政總村數的8.8%，由河南、陜西、北京、江南、東北等地遷來的有23個，約占行政總村數的4.1%。49個山東移民村遷徙時間大致上：洪武年間3個，建文1個，永樂年間21個，籠統講明初的11個，成化、正德、萬歷的各1個，而年代不明確的10個。馬金江先生認為，這些記載符合《真定府志》中“自永樂初，徙齊、晉人戶實之”的時間節點。
南宮縣明代屬于真定府冀州管轄，目前為河北省縣級市，該市年末共有個行政村（資料來自百度百科），其中個村為明代立村。這些移民除了來自山西，再就是山東。南馮家和北馮家村馮氏家譜記載：明洪武四年(1年），馮志成、馮恩延二人從山東青州府昌樂縣白馬村牛市大街大椿樹胡同遷來，分別在此地南、北兩處建村，取名南馮家和北馮家。孔家莊孔氏家譜記載：明洪武四年（公元1年），孔老洪由山東遷此定居，以姓氏取名孔家莊。崔家屯現存碑文記載：明洪武四年（公元1年），崔文質由山東青州府壽光縣核桃園遷此定居，以姓氏取名崔家屯（民國《南宮縣志》作崔屯）。
其實，明初山東是人口第一大省，比山西人口還多出萬。《明史》中戶口統計有萬人，其中山東人口最多，有5,,人，以下依次為山西4,,人）、河南1,,人、陜西2,,人、北平1,,人。由于本地人口眾多，所以在接收山西移民的同時，山東省不僅出現了本省東部往西部移民的情況，還向外省輸出移民，《明史》《明實錄》對此均有記載。
山東省內移民：
洪武二十五年（年），徙山東登萊二府貧民五千六百三十五戶就耕于東昌。
洪武二十八年（年），青、兗、登、萊、濟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無田可耕者，起赴東昌，編籍屯種，凡一千五十一戶，四千六百六十六口。”
山東輸出移民：
永樂四年（年）正月，湖廣、山西、山東等郡縣吏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為民北京。命戶部給道里費遣之；
永樂五年（年）五月，命戶部從山西之平陽、澤、潞、山東之登、萊等府州五千戶隸上林苑監，牧養栽種。戶給道里費一百錠，口糧五斗；
永樂七年（年）六月，“山東安丘縣民邢義等言：本邑人稠地隘，無以自給，愿于冀州棗強占籍為民。從之。乃命戶部徙青州諸郡之無業者居冀州。凡徙八百余戶”（見于《明太宗實錄》卷93，永樂七年六月庚午，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年校勘影印本。亦見于江蘇國家圖書館的傳抄本《明太宗實錄》，第64卷，文字略有不同）；
永樂十四年（年）十一月，徒山東、山西、湖廣流民二千三百余戶于保安州，免賦役三年。
只見于民間傳說，不見于正史的棗強移民，為史學家留下了謎團。葛劍雄、吳松弟、曹樹基先生在《移民史》中寫道：“青州府的移民史給我們留下了一個難解的謎：青州府人口稠密，除去移民不計，洪武二十六年仍有民籍人口余萬，每縣平均人口多達10萬余，遠遠超過河北真定府各縣平均人口數，人口竟會由稀疏區向密集區流動，原因何在，尚不清楚。”
無問西東。今天，山東、山西、河北吃著一樣的撥爛子（不爛子、饋壘、苦累）、炒餅，在寒食節用面燕紀念介子推，甚至很多地方言也有某些關聯。可以說，年來祖先的血脈和習俗已經在晉冀魯交匯相融。
其實，不只是人喜歡尋根問祖。記得多年以前，西方一家尋根網站上線伊始，因為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者暴增，導致網站癱瘓。或許，絕大多數尋根者感興趣的，往往不是枯燥的家庭譜系，而是一輩輩先人的曲折經歷和非凡事跡。
在前行的道路上，人們需要有所依托，有所歸依。需要知道自己是誰，來自何方。尋根，是為漂泊的心靈尋找“家”的方向。
資料來源：
1、《移民史》，葛劍雄、吳松弟、曹樹基著，福建人民出版社，年7月。
2、《山西移民史》，安介生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年10月。
3、《明代山東地區棗強裔移民考》，張金奎著，載《古代文明》第5卷第4期，年10月。
4、《棗強移民與濱州》，張基地著，年9月。
5、《南宮村名探秘》，張范津，《邢臺日報》年2月24日。
6、《真定府志》，明嘉靖二十八年（年）刻印。
7、《青州府志》，明嘉靖四十四年（年）版。
8、《南宮縣志》，明嘉靖二十六年（年）版。
9、《棗強縣志》，文化藝術出版社，年。
10、《冀縣志》，科學技術出版社，年。
11、《臨淄區志》，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年。
12、《平原縣志》，齊魯書社，年。
13、《鄒平縣志》，中華書局，年。
14、《青州市志》，南開大學出版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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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來源：齊魯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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