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是一個“鄉(xiāng)土社會”。星羅棋布生長于中華大地的傳統(tǒng)村落，是長久以來中國人基本的生產(chǎn)單位和社會組織。用“村”來命名聚落的風氣如何成為約定俗成的概念？中南大學教授胡彬彬在數(shù)十年間尋訪了多個中國傳統(tǒng)村落，在《中國村落史》這本書中闡釋了中國傳統(tǒng)村落的演變發(fā)展。下文經(jīng)出版社授權，摘編自胡彬彬撰寫的《中國村落史》。
撰文｜胡彬彬
下文經(jīng)授權摘錄自《中國村落史》，胡彬彬著，中信出版集團年8月。
01
“村”的出現(xiàn)及其發(fā)展
之所以說這一時期是村落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關鍵點，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一時期的漢語中出現(xiàn)了“村”字。在此之前，有“聚”“里”“格”“廬”這類對聚落形態(tài)的稱呼，但尚無“村”字。而魏晉南北朝時期，“村”被運用至郊野聚落的命名之中，其后這種稱謂再未發(fā)生大的變化，并一直延續(xù)至今。
現(xiàn)存典籍中，最早出現(xiàn)“村”字的是《三國志》，“村”與“落”連用，共出現(xiàn)了兩次。其一，為卷十六《鄭渾傳》載：“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并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其二，為卷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余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穴中為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鄭渾傳》中的村落位于曹魏某處城外，與今天的村落所處環(huán)境相同。而“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的表述，顯示出這個村落秩序井然，較為繁榮。《烏丸鮮卑東夷傳》中所載的村落位于北沃沮，為東北部的少數(shù)民族區(qū)域。村落是北沃沮民眾冬季的臨時居所，其夏季則仍舊生活在“山巖深穴”中，帶有原始的游牧部落特征。當然，將北沃沮民族冬季的臨時聚居區(qū)稱為“村落”，是漢人的說法。不過，這兩處記載至少說明，在陳壽生活的西晉時期，“村”字逐漸開始被使用，以“村落”命名鄉(xiāng)野的民眾聚居之所，也在此時肇興并逐漸盛行。東晉時，村落在文人筆下也時有出現(xiàn)。如陶淵明的詩《歸園田居·其一》：“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移居二首·其一》：“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搜神后記》卷五：“未至村，日暮。”著名的《桃花源記》描述了一個中國人永恒的精神家園，并明確寫道這是一個村落：“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法顯的《佛國記》：“從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羅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舍利弗還，于此村中般泥洹，即此處起塔。”《抱樸子》卷五《茅君》：“此村中諸已死者，誰可起之？”諸如此類，雖然不是特別多，但也不少見。這一時期的漢譯佛經(jīng)中，也出現(xiàn)了很多“村”字。姚秦的鳩摩羅什譯《思益梵天所問經(jīng)》：“一一城者，有一萬五千聚落村邑而圍繞之。一一聚落、村邑無量百千人眾充滿其中。”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jīng)》卷二十九：“是比丘若依聚落，城邑止住。晨朝著衣持缽，入村乞食。”難以一一列舉。到了唐代，“村”作為某一類聚落的指代用詞，被廣泛接受。
安徽黃山呈坎村的初夏。（本文照片均來自《中國村落史》）
關于“村”字對應于聚落形態(tài)這一問題，很多學者做了不少考證。日本學者宮崎市定認為，后世所謂的“村”，其實是從屯田產(chǎn)生的。他據(jù)此推論的原因在于：“‘村’這個字本來寫作‘邨’，這個‘邨’字是‘屯’旁附個‘邑’。”另一個日本學者宮川尚志認可“村”字起源于“邨”的說法，但是又說：“村起源于漢代的鄉(xiāng)聚，也有的是在魏晉時期戰(zhàn)亂破壞的縣城廢墟上形成的。這些自然聚落的形成起初只是出于軍事防衛(wèi)的目的，此后演變成征稅、治安等施政對象。”兩位學者的說法有其合理處，從字源意義上來說，“村”字就是由“邨”演變而來的。不過，“村”這一聚落形態(tài)的起源與發(fā)展，則遠比字體形態(tài)的演變復雜，軍事原因只是其一。
部分學者認為，村來源于“聚”，這種推斷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歷史事實的。雖然不是所有的村都起源于“聚”，但是至少其中大部分村都來源于“聚”。在漢代文獻中，雖然沒有“村”字，但是有大量的“聚”。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聚”被解釋為“會”，“邑落曰聚”。清代的段玉裁又進一步解釋為：“邑落，謂邑中村落。”這體現(xiàn)了一千多年以來，人們對于“聚”與“村”的關系的通識性認知。
“聚”還通常與“落”連用，從它的實指來看，并非城邑，而是后世的村落。聚落是自然形成的民眾聚居區(qū)。《漢書·溝洫志第九》：“河水東抵齊堤，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堤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蕩。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這段文字說明，民眾沿黃河邊上可耕田之處修筑房屋，自然形成聚落。漢代趙充國在青海一帶招撫罕羌，行軍至當?shù)兀傲钴娢沆芫勐淦c牧田中”。《漢書·地理志》中，列舉了虒聚、劉聚、憚狐聚、陽人聚、南筮聚、駣聚、山聚、力聚、鼓聚、秦聚、歷聚、禺聚、所聚、合聚、博聚、慮聚、永聚、彭澤聚、多聚、梧中聚、落門聚、繁聚、狋聚等二十多處，其中很多都是新莽時期命名的。《后漢書·郡國志》中，聚名增多，出現(xiàn)了五十七處。
福建南靖縣田螺坑村“四菜一湯”。
南北朝時期，《顏氏家訓》上的一條史料，記載了某處村落由“聚”變成“村”的故事：“吾嘗從齊主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shù)十里，有獵閭村。后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余里亢仇城側(cè)。并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獵余聚。”這條史料可以視為村落名稱由“聚”改“村”的一個典型。東晉時代開始，從北方遷徙到南方的中國人之所以居住在野外的村落，原因有二：其一是南方本地人多，且多少有排外的可能，地緣人緣均不夠諳熟的北人很難擠進城里居住；其二是南遷的北人也不愿意直接被當?shù)卣茌牐瑤в须[居避世的意思。為了治理這些散居的民眾，南朝政府承認了自然形成的村落，設立了一個帶有一定自治職能的代表，與郡縣相協(xié)調(diào)。當然，村作為專指的名稱并被普遍接受，尚有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
02
從什么時候開始，
“村”具備了行政區(qū)劃的意義？
根據(jù)史料來看，南北朝時期，村與堡、塢等并稱的并不少見。這說明，塢堡等軍事性聚居地在失去戰(zhàn)爭功能之后，并未被居民放棄，而是被持續(xù)使用。村與塢相連使用的例子，多見于《魏書》。卷十四《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載，邪杲“劫掠村塢，毒害民人，齊人號之為‘沓榆賊’”。卷七十四《爾朱榮傳》：“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卷八十七《節(jié)義傳》載：“永安初，為蕭衍將韋休等所虜，而縛臨刃，巡遠村塢，令其招降鄉(xiāng)曲。”《晉書》也有一些例子，卷八十七《忠義傳》載：“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撫結眾心。”村與堡連用的例子主要見于卷一百《李特傳》：“是時蜀人危懼，并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特既兇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眾，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克期日，內(nèi)外擊之，破之必矣。’”“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
根據(jù)這些史料的前后文描述可知，當村與塢、堡連用的時候，一般都處于戰(zhàn)事之中。這也就進一步可以說明，塢、堡實為出于軍事目的修建。戰(zhàn)亂結束后，塢堡建筑以及周圍的耕作場地并未廢棄，而是繼續(xù)被用來居住和生產(chǎn)生活，演變成了村落。即使是單獨表述與村相關的內(nèi)容，仍舊可以見到其軍事痕跡。《魏書》列傳第四十六《楊侃傳》載，雍州刺史蕭寶夤據(jù)州反，楊侃前往討伐，并昭告被圍困村落：“今且停軍于此，以待步卒，兼觀民情向背，然后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以及“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表明，楊侃圍困的村落具有軍事根據(jù)地的功能。楊侃的軍隊并不能長驅(qū)直入，說明村落周圍都有很堅固的防御圍墻。
此時，也有城邑、村落、村邑并稱的稱謂出現(xiàn)。《魏書》列傳第四十六《楊逸傳》載：“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為營齋供。”《晉書》列傳第六十四《隱逸傳》載：“沖亦以禮讓為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兇人，毒蟲猛獸皆不為害。”《北齊書》列傳第十三載：“山東舊賊劉盤陀、史明曜等攻劫道路，剽掠村邑。”村與邑開始作為一對詞語使用，表明“村”正在成為鄉(xiāng)野聚落的一個泛稱。
與之相應的，就是逐漸出現(xiàn)了確切的以“村”命名的村落。《魏書》列傳第十二：“至刺史陸龍成時謀叛，聚城北高柳村。”《北齊書》帝紀第八：“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于陳，置金囊于鞍后，與長鸞、淑妃等十數(shù)騎至青州南鄧村，為周將尉遲綱所獲。”今所見南齊時的文獻里，以“村”命名的村落，更是多達十余處。如《南齊書》卷十四《州郡志上》載：“吳興、建安、將樂、邵武、建陽、綏城、沙村。”《南齊書》卷十八所載“村”最多，皆為當時國家認定的祥瑞的發(fā)生地：“升明三年三月，白虎見歷陽龍亢縣新昌村。”“中興二年二月，白虎見東平壽張安樂村。”“山陽縣界若邪村有一槻木，合為連理。”“八月，鹽官縣內(nèi)樂村木連理。”“升明二年九月，建寧縣建昌村民采藥于萬歲山。”“升明三年，左里村人于宮亭湖得靫戟二枚。”“永明八年，始興郡昌樂村獲白鳩一頭。”“六年，蒲濤縣亮野村獲白獐一頭。”《南齊書》卷二十五列傳第六：“攸之于湯渚村自經(jīng)死。”“敬兒弟恭兒，不肯出官，常居上保村中，與居民不異。”《南齊書》卷二十六列傳第七：“地黃村潘嫗善禁……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后烏榜村。”《南齊書》卷四十四列傳第二十五：“縣令何洵告魚浦子邏主從系公，發(fā)魚浦村男丁防縣。”
安徽黃山呈坎村居民的生活。
從北朝石刻資料中，我們今天仍舊可以找到若干個傳統(tǒng)典籍文獻中未見或未錄入的村名：任丘村、南鄉(xiāng)村、圻上村、當陌村、高平村、大尚村、安鹿交村、淳亐村、小辟村、山陽村、北林在村、陵戶村、高柳村、馬村、東比村、商王村、朝陽村、安村、桓尹村、水冶村、京上村、高陵村、大吳村、萇湦村、菀中村、樹要村、諸田村、新王村、元村、上梅村、高門村、八澗村、日□村、洛音村、馬□村、公孫村、趙村、陽阿故縣村、梁罷村、賈墥村、雹水村、般石村、巖梁村、涼上村、趙村（二）等，共計45個（武平五年河北靈壽三圣院的張?zhí)熘窃煜裆系拇迕浴酢醣硎荆拇迕麃砜矗恍┐迓淇赡芤呀?jīng)以某一姓氏為主了，如大吳村、新王村等。趙村出現(xiàn)了兩次，一個位于河南洛陽，另一個位于陜西咸陽。雖然可能同樣迫于遷徙，但在遷徙過程中可能演變成了一種以姓氏為單元的集體行為。這一情況或許可以說明，秦漢后期，這些以家族結聚的聚落在這一動亂時期，不但沒有削弱，反而有了長足的發(fā)展。
此外，這一時期的其他相關典籍中也都出現(xiàn)大量村落名稱。《水經(jīng)注》載有19處。這些村落分布于全國各地—山東的薛村，河北的北城村，陜西的長柳村，湖北的須導村、射堂村、平樂村、東亭村，浙江的徐村、木客村，安徽的烽村，巴蜀地區(qū)的博村、陽村、故陵村、巴鄉(xiāng)村、七谷村，湖南的烏林村、石塘村、萬歲村、湘陂村，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南北朝時，村可能已經(jīng)具備了行政區(qū)劃意義，具體體現(xiàn)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村逐漸成為基本的稅收單位。東晉官員劉超征收地方稅時，“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chǎn)，投函中訖，送還縣”。南朝梁的魚弘以村為單位，盤剝民眾。南齊政府官吏進行征稅時，“暮宿村縣，威福便行”。其二，村具有基本的行政管理職能。南朝宋時，江東實行“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yè)”；民眾有盜竊墳墓者，“罪所近村民”。南朝梁時，嚴禁當兵叛逃，“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其三，村開始成為基本的經(jīng)濟事務單位。流民的安置，荒田的開墾，政府的救助等，都以村為單位進行。梁武帝時，曾下詔安撫流民說：“若流移之后，本鄉(xiāng)無復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親屬，即為詣縣，占請村內(nèi)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戀本者還有所托。”其四，村偶爾會成為分封單位，主要針對少數(shù)民族。南朝宋時，晉熙蠻梅式生起義，被封為高山侯，其領地為牛岡、下柴二村三十戶。當然，這四點僅能說明，村已經(jīng)成為當時聚落的習慣性稱呼，甚至可能已經(jīng)納入了行政單位，并具有完備的行政功能與作用。但目前尚無文獻能明確證明這一時期的國家政令，曾以“村”為行政單位。
山西臨縣李家山村。
如此看來，“村”既是聚落在聚居單元性質(zhì)上的衍化，也是名稱的進化。且在這一時期，村與邑、堡、塢、柵、屯連用的情況較為常見。不僅如此，村在郡縣直轄地區(qū)、民族地區(qū)、屬邦地區(qū)、佛教區(qū)域等，都有所體現(xiàn)。大致看來，魏晉南北朝時期（包括隋朝），是“村”這一概念的肇始期。村名作為具體地名的指代，也在這一時期開始流行，并有取代此前“聚落”稱謂的趨勢。正是因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對“村”的使用，其在地域范圍中不斷出現(xiàn)，并不斷擴散擴大，以至“村”后來成了跨越時空約定俗成的名稱，最終成為被歷朝歷代普遍認同的通識稱謂。不過，這一時期的“村”，還不是具備社會制度性意義的行政單位。按照歷史發(fā)展的邏輯順序，應該是民間出現(xiàn)以“村”命名的聚落在先，其作為正式的行政機構名稱被納入國家管理體系在后。所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用“村”命名聚落的風氣流行，直到唐代，它已經(jīng)成為約定俗成的概念，才最終被納入國家管理體系，成為國家行政管理的基層單位。
本文經(jīng)出版社授權摘錄自《中國村落史》，胡彬彬著，中信出版集團年8月。原作者：胡彬彬；摘編、編輯：李永博；導語校對：李世輝。歡迎轉(zhuǎn)發(fā)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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